真清楚了自己能力的大小，自然就谦虚了。有一种人，实际上智商130，自认为是128；另一种人，实际上智商190，自认为是250。还是和前一种人交往比较好，后一种人很危险，会害了你。
充分认清客观条件的限制，充分认识自身能力的限制，谨小慎微地在限制范围内活动，这是赚钱的诀窍。这个诀窍，与其说是“谦卑”，不如说是“有克制的贪婪”。
多年以前，我在帕萨迪纳市有个朋友，是做渔具生意的。他出售的鱼钩五颜六色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色彩这么丰富的鱼钩。我问他：“你这鱼钩五颜六色的，鱼是不是更容易上钩啊？”
他回答道：
“查理，我这鱼钩又不是卖给鱼的。”
你们笑归笑，所有人都有这个倾向。所有人的潜意识里都有这样的偏见：给别人提建议时，以为是在为别人考虑，其实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自己用不用理发，别问理发师。从自己利益出发的，不仅仅是券商
衡量一家公司是否值得投资的标准
在长期的投资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了一些标准。我们总结出了一些标准，不是说我们发明创造了什么公式。标准有，但公式没有。
最理想的公司，每年创造的现金高于净利润，能为所有者提供大量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杂志公司的生意就是如此。一家赚钱的杂志，一年创造了100万美元的利润，但创造的现金可能是120万美元。一家理想的公司，可以为所有者创造高于净利润的现金，供所有者进行再投资。这种公司是凤毛麟角，描述起来很简单，但现实中很少见
如何分析一家公司是否合理地使用了留存收益？
查看管理层的历史记录，可以了解一家公司对留存收益的使用是否合理。问题在于，很多历史记录看不清楚。99%的管理层都把水搅得很浑，让你看不清留存收益的投资效率如何。
我们走到今天，靠的不是预测未来的利率高低，预测经济周期的变化。我们没有做那种预测的本事。我们倒是经常做一些踏错节奏的事，遭遇周期的逆境。我们也有踏对节奏的时候，赶上周期的顺境。
在周期的交替更迭中，遇到顺境也好，逆境也罢，都是长期投资中的一部分。我们始终把眼前所有的投资机会进行比较，力求找到当下最合理的投资逻辑，这才是重中之重。找到了最合理的投资逻辑之后，无论周期波动如何剧烈，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泰然自若。这就是我们的投资之道。我们不去做各种短期预测，我们追求的是长期的良好结果
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一砖一瓦地建成了世界著 名 的 约 翰 斯 · 霍 普 金 斯 大 学 医 学 院 （ Th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School of Med icine）。威廉·奥斯勒爵士信奉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一句名言：
“与其为朦胧的未来而烦恼忧虑，不如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事。”这同样是伯克希尔的经营哲学。
每天、每星期、每个月、每年，我们都集中精力了解眼前的新情况，应对眼前的新挑战，例如，躲开可能出现的灾难，化解难缠的困局，抓住绝好的投资机会。每件事，我们都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把它做好。谁不想看得远一些？问题是，想看得远，也看不了多远。只要开动脑筋、埋头苦干，把眼前的每件事处理好了，你最后很可能会打造出一家优秀的公司。威廉·奥斯勒爵士用的是这个方法，伯克希尔·哈撒韦用的也是这个方法。有人臆测，当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守着一个濒临破产的小纺织厂，在某一天，勾勒出了一幅宏伟蓝图，制定了详细的计划，目标是20年后买入数十亿美元的可口可乐股票。他们以为伯克希尔的每一步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似乎我们有预言家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本事。在我们的世界观中，我们不相信预言。我们不是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但我们确实信奉见机行事。我们也做长期预测，但做得很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努力做好眼前的事，很少做长期预测，我们的长期预测才更加准确。
我们也做长期的准备，主要是尽可能地保守，防范大灾难的冲击。我们为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环境做好准备。长期以来，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始终非常保守
我的搭档沃伦·巴菲特讲过，手握大量资产，可以自由配置，就像手握棒球棒，等待好球扔过来，愿意等多久都可以，你不挥棒击打，也没人罚你出局。我们过去的耐心等待都是值得的。现在我们仍然耐心等待，将来还是会有收获。现在我们眼前确实没什么好机会，我们的股票没什么利好。
最近，我结识了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的首席执行官。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告诉我，他们定期反思和总结自己的收购策略。每过五年，他们会把所有高管集中起来，逐一剖析过去一段时间做过的所有收购，回顾当初收购的逻辑是什么、总结收购成败的经验和教训。当初提出收购建议的经理人都出席会议：收购成功的，得到表扬；收购失败的，接受批评。
这样的制度非常好。如果人人能养成自我反省的习惯，可以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很多人总是逃避，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强生公司做得好，不怕接受批评、不怕丢面子。从失败和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一种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