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高绩效习惯
最优秀的投资者通过培养良好的习惯形成压倒性的竞争优势，这些习惯带来的好处会随时间不断累积
从小养成这样或那样的习惯绝非小事，相反，它非常重要，或者说最重要。
——亚里士多德
我认为，人们在到达一定年龄前会低估习惯的重要性，他们也会低估在45岁或50岁时改变习惯的难度，以及年轻时养成正确习惯的重要性。
——沃伦·巴菲特
1990年，汤姆·盖纳（Tom Gayner）体重为86公斤，没有人会把他与奥运会沙滩排球金牌得主联系起来，尽管如此，他仍称自己的体重“在合理的范围内”。那年，28岁的盖纳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家保险公司——马克尔公司（Markel Corporation）找到了一份管理投资组合的工作。投资需要久坐，需要阅读、思考和分析数字。他天生适合投资，在八九岁时，他每个星期五晚上会和祖母一起坐在电视机前愉快地观看路易斯·鲁凯泽主持的《华尔街一周》。
随着年龄的增长，盖纳的久坐和思考能力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的体重逐渐增加，最终超过了90公斤。下定决心减肥后，他向朋友和同事们宣布，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每年将减掉0.45公斤，乍听起来可能觉得有点荒谬，但有研究表明，美国男性的体重在成年初期到中年期间，每年平均会增加0.45—0.9公斤。盖纳很善于以钱生钱，他很清楚，微小的优势或劣势会长期累积，所以他开始改变一些不健康的习惯。
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饮食习惯就像一只野浣熊。”他估计自己每年会吃掉约200个甜甜圈。一些节食者宣布完全放弃这种“罪恶”的享受，承诺（在一段时间内）不吃甜甜圈，但之后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大开了吃戒，但盖纳不是这样，他愉快地承认，他每年仍可能要吃掉20个甜甜圈，不过，总的来说，他对健康饮食的坚持还是令人钦佩的。这些年来，我和他一起吃过几顿饭，包括在纽约一家老式的俱乐部吃了顿午餐（他点了一份凯撒沙拉配三文鱼和不加糖的冰茶），在他的办公室里吃了两顿午餐（更多的沙拉、更多的鱼），在里士满郊区他家里吃了一顿晚餐（他做了美味的蒜味三文鱼配甘蓝，还有葡萄酒和冰激凌）。与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盖纳在营养方面的策略“从大方向上看是正确的”，但并不完美。他说：“总的来说，我是个知足常乐者，而不是个完美主义者。”
他对锻炼也持类似的态度。“我从小就不擅长运动。”他说，“我运动生涯的巅峰时期是在七年级。”他说他在50岁之前总共跑了不到8公里。后来当他乘坐飞机时，在报纸上读到了一篇题为“你讨厌跑步吗？”（Do You Hate Running?）的文章，他当时心想：“是的，我讨厌跑步。”这篇文章列出了一个为期28天的计划，计划设计得非常巧妙，很吸引人，他决定尝试一下。在第一周，他按要求每天最多跑5分钟；在第二周，他每天跑10分钟；第三周，他每天跑15分钟；第四周，他每天跑20分钟。他说，到那时，“你已经养成了一种全新的习惯”。果然，5年多过去了，他仍然每周跑步5次。他通常在早上5:30或6:00左右出发，在30分钟内慢跑约8公里，此时我们大多数人还躺在床上睡大觉呢。他说：“我跑步的速度很有迷惑性，比看上去还要慢。”
盖纳现在是金融控股公司马克尔的联合CEO，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保险和投资业务。盖纳跑步不是为了创造百米赛跑的纪录，他的这个习惯（会以一些瑜伽运动和适度的哑铃运动结尾）有助于满足他日常工作中的体力需求和缓解压力。他日理万机，管理着约210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还要管理19家全资子公司以及约1.7万名员工。“如果你是一名高管或基金经理，肩负着这样的重任时，你要一周7天、一天24小时地参加比赛，没有休赛期，没有休息日。”1他说，“因此，我认为自律非常重要，要注意你的健康，你的睡眠，你的锻炼，注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要花时间陪妻子和孩子以及你的教区同胞，要注意所有这些事情。这样做不一定能产生你想要的结果，但肯定能提高你实现目标的概率。”
严格自律是他的一大特点。大多数人坚持不了几天就半途而废了。我家里也有哑铃和跳绳，但我使用它们不超过3次，它们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令我感到羞愧。然而，盖纳一直在努力，虽然从来做不到完美，但方向总是正确的。他说，关键是他做每件事时都力求“适度”。“如果我要做出极端的改变，那改变将是不可持续的，但适度的、渐进性的改变是可持续的。”
他也小心谨慎地不让自己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太远。在办公室附近的一个湖边快步走了一圈后，他向我展示了他的苹果手表是如何监控他运动的，这可以确保他“每天锻炼30分钟”。同样地，他每天都会称体重，除非在旅行，而且“当体重不达标时，我会更加努力地锻炼，或者试着在一段时间内更加注意饮食。当你从不让事情失控时，你就不会轻易偏离中心。总的来说，这是我理想的生活之道。”
这一“适度”且长期得到坚持的策略成效很显著。22017年我花了一天半的时间采访盖纳，当时他的体重约为88公斤，并不比27年前的他重多少。就增重而言，我的表现远远超过了他，这正说明了日常行为的细微差异如何在几十年间累积成巨大的差距。
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它既适用于投资，也适用于生活，即巨大的胜利往往是持续的小进步和提高长期累积的结果。“成功的秘诀就是，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做得好一些，”盖纳说，“你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但事情就是这样……不断进步才是关键。”
“积微成著”
盖纳在投资中也运用了同样的理念。许多投资者忽而重视短期盈利，忽而重视长期前景，就像溜溜球型减肥者在流行的节食法之间摇摆不定，始终减不了肥一样。盖纳是稳步发展的守护神，他坚持按照4个原则选股，30年来从未改变过。这些原则给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助他远离了“愚蠢行为……它们就像防护栏”。
第一，他寻求的是“资本回报率高、杠杆率低的盈利性企业”；第二，企业的管理团队必须“德才兼备”；第三，公司应该有充分的机会将利润进行再投资并获得可观的回报；第四，股票价格“合理”。
一旦盖纳找到了符合这4个标准的公司，他就会做好“永远”对它们投资的打算，让股票无限期地利滚利，同时还可以延迟纳税。1990年，他在马克尔公司买入了第一只股票，即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现在他持有该公司的股份已经超过了6亿美元。1965年，巴菲特错误地收购了濒临倒闭的纺织制造商伯克希尔，尽管如此，由于他将公司资产再投资于更有前途的领域，该公司的股价从15美元左右飙升至了33万美元。盖纳说：“注意，做出再投资决策的人是个天才。”在盖纳看来，伯克希尔公司符合他4个标准中的第三条，即“再投资势头”强劲，这也是他选股时最看重的一条标准。
盖纳持股第二多的公司是车美仕（CarMax），他自20世纪90年代末就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了，当时，它还是一家小公司，以固定的价格出售二手车。该公司经营理念新奇，不拘泥于传统的做法，不与买家讨价还价，也不欺骗买家。盖纳是一位虔诚的圣公会教徒，从小就是一名贵格会教徒。他回忆说，梅西百货公司是19世纪50年代由一位贵格会教徒创办的，他以固定的价格出售每一件商品，消除了顾客被狡猾的推销员蒙骗的一切嫌疑。考虑到车美仕对透明度和公平交易的承诺，它怎么能不具有类似的优势呢？更重要的是，车美仕的股票价格低廉，而且有通过开设新的经销店将利润进行再投资的无限机会。自他首次投资该公司以来，其经销商已经从大约8家增加到了200家，其股票也飙涨了60多倍。
进入盖纳投资组合的主要是值得长期持有的股票，如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华特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帝亚吉欧（Diageo）、维萨（Visa）和家得宝（Home Depot）等企业的股票，尽管面临创造性破坏的威胁，但他预计，这些企业将长期繁荣发展。例如，帝亚吉欧拥有苏格兰威士忌品牌约翰尼·沃克（Johnnie Walker），该品牌已有200年的历史了，这如同给他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在我眼里，它是相当持久的东西，我寻找的正是这样的东西。”他并不打算交易这些股票，而是想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直持有这些股票。“我的经验是，最富有的人是那些找到优质股票并长期持有的人，那些最不快乐、最疯狂、最不成功的人总是在追逐下一只热门股。”
盖纳总共持有大约100只股票，防范之心看似有些过强了，但他三分之二的资金都投给了20只股票，这是适度激进的做法。他对亚马逊、字母表和脸书等科技股的态度与其他股票的一样，他“非常迟钝”地意识到了它们的可持续竞争优势，但很久之后才发现它们符合他的4项投资标准。尽管如此，它们的价格并不便宜，他也无法准确地评估它们的价值，所以他采取了渐进的做法，“逐步”积累了大量（算不上巨量）头寸，通过分摊成本来降低买入价过高的风险。这样，即使他判断有误，也不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盖纳对预防灾难的重视让我想起了杰弗里·冈德拉奇的一个绝妙见解，后者是双线资本（Double Line Capital）的CEO，管理着约1400亿美元的资产，被誉为“债券之王”。性子有点急但聪明过人的亿万富翁冈德拉奇说，他大约有30%的判断是错误的，因此，在进行任何投资之前，他都会问自己这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我判断错了，结果会怎样？”然后他会权衡自己的押注，这样无论发生什么，结果都不会是灾难性的。“不要犯致命的错误。”冈德拉奇对我说，“这是长寿的根本，说到底，企业要成功，首先得长寿。”
盖纳的投资组合是稳定可靠的。假使他持有了更多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的股票，他的收益率可能会高出很多，但他对待投资决策的态度与对待饮食和锻炼一样，他不是要做到最好，而是要一以贯之地保持理智和适度。30年来，由于利用了长期复利的力量，这种做法的累积效应是巨大的。虽然收益没有“以特别快的速度”增加，但“出现灾难性后果的概率”也没有增加。
在盖纳职业生涯最糟糕的两年（1999年和2008年）里，其股票投资组合分别下跌了10.3%（当时科技股狂飙，他犯了做空科技股的错误）和34%（当时的信贷危机暴露出他持股的一些企业杠杆率过高）。他的妻子苏珊在马克尔公司旗下一家出售预制房屋的企业担任CEO，据她回忆，这两个时期是盖纳的“灵魂黑夜”，让他内心充满了“自我怀疑和绝望”。盖纳说，因金融危机期间压力太大，他掉了很多头发。尽管如此，他还是渡过了难关，最终恢复了元气，步入了稳定上升的通道。
结果是非同寻常的。从1990年到2019年，盖纳的股票投资组合获得了12.5%的年均收益，而标普500指数的为11.4%。据此计算，投资于盖纳投资组合的100万美元将增加至3420万美元，而投资于标普500指数的100万美元则会增加至2550万美元。差距之大，令人印象深刻。这个例子说明了长期保持适度的优势是多么有价值。
盖纳说：“如果你能一直保持知足常乐和理智的心态，那么一路走来，你会看到有各色各样的人在你前面倒下，你会越来越靠前，到最后，你会对自己的高位次感到讶异。”“我从来都不是第一名，但我总是在稳步地前进。正如我父亲所说的，最重要的是稳定性。3所以要坚持这么做，这样你就不会在比赛中出局。令人惊讶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竞争者变得越来越少，你会越来越领先。”
马克尔公司通过采用类似的策略不断发展壮大。1986年上市时，它还是一家默默无闻的专业保险公司，市值约为4000万美元。1930年创立了该公司的马克尔家族聘请盖纳（多年来一直是该公司的分析师和股票经纪人）推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商业模式。于是，盖纳拿走了马克尔保险部门的保费，并用“浮存金”购买股票，自2005年后，他像巴菲特一样，利用从保险业务中收取的保费收购整个公司。他的效仿很成功，持续了几十年。尽管如此，盖纳还是不喜欢“效仿”这个词，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只是在模仿巴菲特，而不是观察哪些做法有效，并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这些做法做出了“整合”。
结果如何呢？盖纳拿出了马克尔公司1987年的年报对我说，当时公司的总资产为5730万美元，截至2019年底，其总资产已飙升至了374亿美元。马克尔的市值已增长至140亿美元左右，在2020年的《财富》500强排行榜中，名列第335位。“我们发展得很好。”盖纳说，“我们遵循的路径一样，发展轨迹一样，可谓积微成著，积少成多。”
马克尔的股东也非常高兴，包括盖纳本人，他将一多半的个人资金购买了公司股票。在IPO时，马克尔公司的股价为8.33美元/股，截至2019年底，其股价已攀升至1143美元/股，这意味着137倍的增益。
盖纳的经历表明，从长期来看，你不需要做到极致就能获得超乎寻常的结果。他说：“做到极致反而会让人陷入麻烦。”他追求的是一条温和的道路，历史上最睿智的思想家也赞同这一做法，如孔子、亚里士多德、佛陀和迈蒙尼提斯。
约24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卓越和持久的幸福取决于我们践行“中庸之道”的能力——就食物、酒和性等生理享受而言，我们应该在过度放纵和禁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样，面对风险，他建议在胆怯和鲁莽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极端之间谨慎行事，他说：“逃避一切、恐惧一切、对任何事情都无坚定立场的人是懦夫，无所畏惧地去迎接一切危险的人是莽夫。”4
盖纳既不懦弱也不鲁莽，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合情合理、考虑周全的，无论是他的饮食和锻炼方式，还是适度多样化和集中化的投资组合的构建。这样的投资和生活方式不仅能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还能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去学习效仿。我采访过的一些著名的投资者具有非凡的智慧，包括查理·芒格、爱德华·索普和比尔·米勒等，他们似乎与盖纳的风格不同。盖纳也非常聪明，但他真正的优势体现在行为而不是智力上。他说，与一些最聪明的同行相比，“我以更严格的自律、更平稳的心态和更努力的坚持来弥补智力上的不足。”
也就是说，盖纳的实力很容易被低估。他看上去总是快乐的，而且喜欢自嘲，缺乏我们期待的那种金融界大佬的自尊和魅力。他开的车是丰田普锐斯（“我喜欢每加仑汽油能跑80公里的车，因为便宜。”他说，“我想，假如我们不需要石油，世界将变得更加和平。”）。他住在一所舒适但装修简单的房子里，他和高中时恋上的心上人“非常幸福地结了婚”。他的心上人是一名长老会牧师的女儿，他15岁时就和她开始约会了，19岁时他们完婚。第一次约会时，他的父母开车送他们去了新泽西州塞勒姆一个小镇的奶油冻摊点。他们家在那里有一个100英亩的农场，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简言之，盖纳不高调浮夸，然而，投资界像他这样的人不多了。他积累财富时采用的“令人满意、缓慢、稳定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以常识和精心培养的习惯为基础，而不靠深奥的技能或大胆的冒险。当我问他，普通投资者为了致富应该怎么做时，他给出了一个最无新意的建议：“花的要比赚的少，用余钱进行投资并获得正收益。能做到这两点，你就不可能失败。”他又补充说：“如果你赚得多花得少，你很快就会变富有。”
盖纳非常重视控制成本，他以极低的费用和最高的税收效率管理着马克尔的投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降低交易频率和避免投资费用高的金融产品获得这种成本优势。他在个人生活中也很节俭，他说这一理念在他童年时就已“根深蒂固”了。虽然他一年的总收入高达数百万美元，但他忍受不了机场高昂的食品价格，度假期间几乎不会在一天之内下两次馆子。
如果说节俭是导致他理财成功的基本因素，那么勤奋也是。作为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能毫不费力地取得成功吗？现在呢？答案是否定的。他通常在早上7点15分到办公室，因为早上他的工作效率最高，很少有事情能让他分心。“我们安静地安排各项事务。”他问我，“你在我办公室时，听到我的电话铃响了几次？”
他的电脑屏幕前张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迈克尔·乔丹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生中屡败屡战，这正是我成功的原因。”盖纳喜欢以乔丹的事迹鼓励自己。乔丹在高中二年级时还没有进入篮球队，但之后他凭借“超人”的职业道德和“顽强的意志”，成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盖纳说：“你无法控制结果，你只能控制自己的努力和奉献，而且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全力以赴地完成手头的任务。”
当我在2020年再次采访他时，美国正在经历着骚乱和疫情，但盖纳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坚持按既定的流程投资，以身作则，为员工树立榜样。他对我说：“一步一个脚印，这就是贯穿我一生的原则，现在也是如此。”
盖纳逐步完善自我的另一个策略是“持续”地学习。他贪婪地阅读各种书籍，从培养习惯的科学书籍到人物传记，再到他最喜欢的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他也把自己视为“神经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他与许多聪明睿智的人建立了联系，这些人可以助他拓展知识和提高技能。
查克·阿克雷（Chuck Akre）是一位著名的基金经理（我们稍后会再次介绍他），在他的帮助下，盖纳明白了再投资是企业成功最强大的驱动力；乔希·塔拉索夫（Josh Tarasoff）是位天才的对冲基金经理，他让盖纳明白了为什么应持有亚马逊公司的股票。盖纳还与巴菲特一起在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会任职了多年。他对巴菲特的评价是，“毅力和耐力”是巴菲特的重要优势：“他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和耐力……早晨，他精神抖擞地出发了，就像一只永不停歇的劲量兔子（Energizer Bunny），体力真是惊人！”
盖纳获得许多重量级投资者的信任绝非偶然。“我是个好人，这是我的一大优点，”他说，“我尽力帮助别人，我尽力做正确的事，因此，我有很多朋友、同学和同事，他们总是支持我，而不是反对我。他们帮助我，而且只会帮助我。”我们有时会以为，人必须做到冷酷无情才能登上高位，但盖纳的经历说明，待人友好、行为正派是有回报的。我把这种被低估的优势称为“好人效应”（Mensch Effect）。蓝宝石基金的负责人盖伊·斯皮尔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帮助他人，他周围的人也都希望能帮助他。斯皮尔称这种现象为“善意引发善意”。
盖纳确信，如果你的目标是取得可持续的成功，那么举止得体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因为当你值得信赖时，会有更多的人希望与你做生意。他说：“一些人在职场里吹嘘自己、欺凌、恐吓他人，还耍滑头，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类做法的效果不会长久，有时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并不长久。你会发现，那些长期取得成功的人都是正直诚信的人。”
当我试图确认推动盖纳取得辉煌成就的诸多因素时，我想起了尼克·斯利普向我提到的一个理念：“the aggregation of marginal gains”（积微成著）。这句话出自传奇的教练大卫·布雷斯福德爵士（Sir David Brailsford）之口。在他的带领下，英国自行车队在北京和伦敦奥运会上所向披靡，斩获了多枚金牌。取得这些成绩并非因为重大的创新，而是众多微小的改进，这些改进逐渐累积，最终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例如，为增强自行车轮子的抓地力，布雷斯福德的队员用酒精擦拭车轮；为保持肌肉的温度，他们穿电热短裤；为降低患病风险，他们研究了外科医生如何洗手；为了睡好觉，他们甚至在旅行中自带枕头。
布雷斯福德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的行为方式深受日本持续改善（kaizen）原则的启发。丰田在发展为卓越企业的过程中，这一原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哈佛商业评论》曾刊登过布雷斯福德与埃本·哈雷尔（Eben Harrell）的谈话内容，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突然想到，我们应该从小处着眼，奉行积微成著、持续改善的哲学。忘记完美，专注于进步，点滴积累，积少成多。”
斯利普也是个喜欢骑自行车的人，他说，哪怕是微小的收益，最优秀的企业也想确保获得它。他回忆起卡皮莱特的创始人哈里斯勋爵为了省钱，坚持重复使用旧价格标签的情形。“这不是什么秘诀，”斯利普说，“你只要重视所有的小事，积少成多就行了。”
如果你想了解盖纳成功的原因，请继续阅读下去。没有人像他那样在乎小事了。就他个人而言，他日常的习惯似乎很普通，就像骑自行车的人带着他们最喜欢的枕头旅行一样。他起得很早，到办公室也很早，他喜欢慢跑和做瑜伽，喜欢吃成堆的沙拉和甜甜圈。为了能集中精力，他在一间安静的办公室里工作。他一贯以4个可靠的原则作为选股标准。他以节税的方式投资，会尽可能降低投资费用。他挣得多，花得少。他喜欢阅读。他研究并明智地效仿了其他投资大师的做法。他祈祷，去教堂做礼拜，从更崇高的信仰中汲取情感力量。他以能激发信任和善意的方式行事。
单个来看，这些做法都不是惊天动地之举，但请记住：积微成著，它们的复合效应是巨大的。此外，明智的习惯所产生的微小好处会在多年里持续积累。从短期来看，这些微小的进步似乎微不足道，但时间是坏习惯的敌人，也是好习惯的朋友，年复一年，十年又十年的积累效果是惊人的。事实上，让盖纳脱颖而出的正是他的这一重要特质：持久不变，始终如一。
好的一点是，我们不需要学习什么秘诀，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我们需要的是培养一个能让我们不断积累微小优势的、方向正确的和可持续的明智习惯。盖纳引领着我们踏上了正确的轨道，现在让我们看看，卓越的投资者还利用了其他哪些高效的习惯来使自己保持长期优势。
全力以赴
2000年，我采访了杰夫·韦尼克（Jeff Vinik），他是一位高深莫测的投资巨星，33岁时就执掌了富达麦哲伦基金（Fidelity’s Magellan Fund），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共同基金的经理。接替他执掌富达对冲基金的威尔·丹诺夫说，韦尼克是富达公司一代人中“最出色的基金经理”，堪称“投资奇才”。
韦尼克在执掌麦哲伦的4年时间里跑赢了标普500指数，后因一次不合时宜的债券押注离开了富达并创建了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取得了不俗的投资业绩。就在我们交谈后不久，他为了管理自己的财富和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将韦尼克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数十亿美元返还给了投资者。当时，他已经做了12年的基金经理，他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惊人的32%。
当我问韦尼克取得成功的秘诀时，他做出了两点解释。首先，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确实采用了一贯的投资方法，即专注于那些盈利前景良好、估值非常合理的公司”，例如，最近他因“普通餐馆类小盘股”赚了一笔钱，“它们的年收益增长率为20%，但市盈率为12倍。这才是真正的投资，这才能赚到钱”。我突然发现，这似乎就是乔尔·格林布拉特所说的看透复杂投资的本质、反复利用最基本的原则赚钱的完美例子。
其次，韦尼克说：“12年来我还坚持了一件事，那就是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你分析的公司越多，你浏览的现金流量表越多，你能发现的好点子就越多，业绩就越好。努力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他的日程安排是怎样的呢？韦尼克告诉我：“我通常早上6:45到达办公室，大约下午5点回家，所以我可以和家人共度很多时光。通常情况下，我会在孩子们上床睡觉后读两三个小时的书。”他翻阅了大量公司文件和行业出版物，还试图阅读“华尔街公布的所有研究”，此时他惊人的记忆力派上了大用场，他说：“我会在脑海里追踪成千上万家公司的发展情况。”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发现被其他人忽视了的微妙变化，例如，他能发现之前遭鄙视的周期性企业的前景即将改善、其利润开始加速增长的转折点。
丹诺夫的投资风格有所不同，他更加重视长期持有股票，但他也具有强烈的职业道德感。他说：“管理基金需要更努力地工作，需要和更多的分析师进行交流，需要看更多的年报。你做得越多，你的业绩就越好，这是疯狂的竞争。”丹诺夫于1990年开始管理对冲基金，尽管他有一些怪癖，但他对战胜市场、为股东增值的渴望从未因之减少分毫。“坦白说，其他基金经理根本不在乎这些，”他说，许多人是“为了收费”或“获得荣誉……但我更在乎别的东西”。
丹诺夫向我朗读了他1993年收到的一对夫妇的来信。这对夫妇投资了他的基金，为当时刚满一岁的儿子将来上大学攒钱，他们在信中说：“我们附上了孩子的照片，这样你就能感觉到真有人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委托给了你。”责任感、“内疚感”、“恐惧感”以及“以身作则”的愿望都成了他强大的动力。他说：“我每天都要全力以赴。”5
不管投资动机是什么，在我眼里，卓越的投资者都是疯狂的智力运动员。他们在不断地获取知识层面的优势，即更快地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或对人人可获得的信息做出更精确的研判。所有这些来之不易的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累加，并以不可预知的方式产生回报。
丹诺夫每年都会与数百家公司的管理层会面，他向我展示了2004年4月与一家“濒临破产”的网络公司的高管会面时的笔记。这家搜索引擎公司名为问杰公司（Ask Jeeves），其高管透露，他们正被气势如虹的新贵公司谷歌碾压。就在那一天，丹诺夫说，“我第一次意识到谷歌是一家特别的公司”。带着这样的见解，他于2004年8月会见了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并开始领略其巨大的潜力。丹诺夫说，谷歌的收入每隔几个月就会翻一番，而且该公司声称有25%的营业利润率，还有大量的现金，没有债务。“它的财务状况非常出色，尤其是与当今许多无利可图的独角兽企业相比。”当谷歌于当月晚些时候上市时，大多数基金经理都绕开了它，但丹诺夫管理的基金成了其最大的投资者之一。16年后，这家公司仍然是他持仓量最多、最赚钱的股票。
作为管理着7.3万亿美元客户资产的大公司的顶级玩家，丹诺夫可以接触到任何层面的人。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决心利用这一优势不断驱使自己努力工作。2010年他去帕洛阿托考察时，发现自己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中出现了一个空档期，这让他很不舒服。“周三下午4点半以后为什么我们不见任何人？”他问他的同事们，“也许我们应该见见特斯拉的人。”之后丹诺夫访问了这家当时正处于亏损状态的汽车制造商。当时是12月份，他们抵达特斯拉时，天都要黑了。几分钟之内，特斯拉那位极具魅力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就现身了，他向丹诺夫讲述了“制造能让美国再次引以为傲的神奇汽车”这一愿景。丹诺夫对此印象深刻，因此他提前布局了一项极其有利可图的投资，在这次好运之旅结束后的10年里，他一直都持有特斯拉的股票。
韦尼克和丹诺夫起初都是彼得·林奇的门徒，深得林奇的真传。林奇执掌麦哲伦基金长达13年，他精力旺盛，工作强度很大。20年前我采访林奇时，他解释了促使他每天研究大量股票的简单逻辑。他对我说：“我一直认为，当你一天看了10个点子时，你可能会从中找出一个好的；当你看了20个时，你可能会发现两个好的。”回忆起他最出色的投资时，林奇补充说：“若1982年有100个人以开放的心态参观了克莱斯勒公司，会有99个人买它的股票。”
这一切与大量微小优势的累积效应有关，这些优势在多年的时间里奇迹般地累积了起来：林奇要费心劳力地多走访一家公司；丹诺夫坚持要把行程填满；孩子们睡觉后，韦尼克强迫自己多读两三个小时的书。最能预示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往往是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
比尔·米勒刚入行时曾向林奇求教，林奇告诉他，无论是从经济层面还是从智力层面来看，投资业的回报都是很丰厚的，因此吸引了过多的聪明人进入。林奇说：“战胜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比他们更努力，因为你不会比其他人聪明多少。”林奇告诉米勒，他多年来保持领先地位依靠的是：早上6:30乘车去办公室，晚饭后和周末工作，多年不休假，多阅读投资研究报告。当米勒问，随着年龄的增长，林奇是否会放慢节奏时，林奇回答说：“不会，在这个行业里，只有两个挡位，一个是超速挡，一个是停车挡。”米勒对此表示同意，他说：“这一说法基本正确，你必须全速前进。”
2014年，我问90岁高龄的马丁·惠特曼，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他的投资业绩如此糟糕？对一位价值投资巨头来说，这样的惨败实属罕见。他对我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我变得懒惰了。2007年我看清了很多事情，但没有采取行动。我本该把所有的房地产股都卖掉……这并不反映投资技能。你必须勤勉小心，但在2008年，我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钦佩惠特曼的坦率，但他的话也令我感到不安，我之前和他一起投资了很多年，结果令人满意，后来我把母亲大部分的积蓄都委托给了他的公司管理，但我没有想到他会变得自满。回忆起对金融危机的糟糕应对，惠特曼说：“从智力层面看，这样的结果令人不满，但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的儿女们少继承一千万和少投入一两千万做慈善没什么大不了。”我不忍心告诉他，他的不小心和不作为对我母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了她，没有人想嫁给我”
要超越这么多聪明的竞争者，光靠努力工作是不够的，你的思维也必须超越他们。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投资者也必须不断学习，因为世界瞬息万变，知识很快就会过时。正如芒格经常提到的那样，巴菲特难能可贵的一个特点是，即使到了老年，他仍然是一台“持续学习的机器”，他每天会阅读五六个小时，为了避免外界干扰，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巴菲特是不断提升自我的绝佳范例。”保罗·朗齐斯（Paul Lountzis）说。他是朗齐斯资产管理公司（Lountzis Asset Management）的总裁，30年来一直出席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他对巴菲特持续进步的能力深感钦佩。巴菲特一开始投资于廉价股，后来把目光转向了优秀的企业，接下来开始收购整个公司，然后冒险进入了中国和以色列等海外市场。他还投资了两个之前回避的行业：铁路和科技。这样的演变使巴菲特在80多岁高龄时选择了职业生涯中最赚钱的股票——苹果公司的股票，截至目前，这笔投资的利润已超过了800亿美元。“他一直恪守纪律和原则，但他又能根据当时特定的经济和投资环境灵活变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朗齐斯也是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我的典范，这样的习惯使他摆脱了贫苦的环境，成长为备受推崇的理财师。他于1960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希腊移民家庭，父亲是一名酒保，母亲是一名缝纫机工，还有4个兄弟姐妹。他说：“我父亲会把收到的小费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母亲就拿这些钱去杂货店买东西。父母为了养育我们省吃俭用，母亲舍不得给自己买新鞋，她穿朋友的鞋子。”等到第三个孩子出生时，他们攒下了30美元。
朗齐斯8岁就开始洗盘子赚钱，后来去麦当劳做清洁工，每个周末和假期都在医院工作两天。他靠打工挣的钱交学费，完成了在奥尔布赖特学院的学业，不过，他用了8年时间才毕业。
另一方面，他学习了投资知识。他说：“我完全被迷住了。”13岁时，他读到了有关巴菲特的文章。14岁时，他读了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一书。接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菲利普·费雪（Philip Fisher）于195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怎样选择成长股》（Common Stocks and Uncommon Profits），这本书使他认识到研究“流言蜚语”是获取信息优势的一种途径。朗齐斯说：“这两本书确实为我的投资奠定了基础，我读它们不下五六十遍了。”
朗齐斯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谈到他的4个成年子女和与他相濡以沫将近40年的妻子凯莉时，他总是滔滔不绝。但他特别渴望成为更加出色的投资者，因此平时几乎把所有时间花在了学习相关的知识上。他说：“我尝试每天读4—7小时的书，我没有其他爱好，我这辈子从没打过高尔夫球……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总是想变得更明智一些，因此得不断学习。”
他认为社交活动很烦人，对他是一种干扰：“我爱与人交往，但如果我学不到知识，增长不了见识，无法获得智慧的启迪，我宁愿做别的事情。”他的妻子有一点很可贵，“她对我没有任何要求，这一点对我太重要了。她理解我，让我做真实的自己。除了她，不会有人嫁给我了”。朗齐斯对自己的极端做法并不感到后悔，他说：“要真正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师，你就必须十分专注。若有人告诉你，你可以立刻拥有一切，不要相信他，你无法做到这一点。我是说，不打网球你绝不会成为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整个过程是耗时费力的。”
朗齐斯贪婪地从商业和投资巨人那里寻找深刻的见解，他很喜欢阅读写企业家的书，比如写耐克公司联合创始人菲尔·奈特（Phil Knight）的书：“我可以阅读所有关于他的书，它们深深地吸引了我。”他还有一台服务器，里面储存了数千段视频。这些视频讲述的都是金融奇才的经历，包括莫尼什·帕伯莱和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等对冲基金经理，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和吉姆·戈茨（Jim Goetz）等风险资本家以及利昂·布莱克（Leon Black）和斯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等私募股权大佬，他们的经历能促进他更好地思考投资、市场和世界的走向。朗齐斯说，他至少保存有500段巴菲特的视频和他能找到的芒格的珍贵录音。他还保存了几十次参加年度股东大会的记录。在他看来，巴菲特和芒格“不仅非常聪明”，“他们简直就是天才！”
大多数时候，朗齐斯都在健身房里边骑佩洛顿（Peloton）自行车，边通过苹果手机看视频。晚上他常常躺在床上用苹果平板电脑看视频，常常在充满了投资智慧的甜美声音中入眠。他边听边思考这些问题：“我错过了什么？谁在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怎样才能变得更优秀？”他的目标永远不是效仿其他投资者，“你不能模仿他们，因为你不是他们”。他说：“你要学习他们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和调整。”
朗齐斯的研究范围很广，但他能成为“一台强大的学习机器”是因为他有重复的习惯。例如，他估计自己观看过巴菲特1998年在佛罗里达大学的演讲视频多达15次，并且至少阅读过5次演讲稿。
同样，他非常深入地研究了伯克希尔1993年的年报，以至于他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巴菲特评估股票风险时考虑的5个主要因素。正是这种重复的习惯促使他近30年里每年都亲自到奥马哈参加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也促使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同一本书。他说，重复多次的好处是，许多“根本性”的原则“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效果就像每天重复说同样的祷告语或誓言一样。
我怀疑重复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两本经常读的书，并让它们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会做得更好。
朗齐斯铭记了许多永恒的投资原则，并在工作、生活中践行它们。他按照既定的流程建立了一个投资组合，涵盖了大约15只他精选出来的股票。6他重视优秀的企业，这些企业的领导者具有“创造性、适应性和远见”，也具有“巨大的勇气”。在空前混乱的时代，最具优势的企业也可能遭受威胁，领导者的这些品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朗齐斯说：“问题在于，诸如适应性或勇气之类的定性因素在财务报表中‘是无法体现的’，财务报表只能记录过去的定量因素。”
他给出的更像是一名调查记者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一名会计的。他说：“企业变化得非常快，许多业务正在变得过时，所以你必须看看周围的角落，获得一些超越数字的见解。你必须走出去，与竞争对手、客户、前雇员交流，然后在脑海里形成与数字相吻合的图像。”他经常亲自拜访专家，比如退休的CEO，因为他们可以提供“独特的、差异化的见解”。
劳拉·格里茨（Laura Geritz）也是“一台强大的学习机器”，但她获得的是不同的信息优势。格里茨主要在美国投资，但她也是海外市场的重要投资者。一年当中，她有6—9个月的时间在环游世界，寻找最佳的投资标的。她48岁时，已经去过75个国家了。格里茨在总部位于犹他州盐湖城的融哲环球咨询公司（Rondure Global Advisors）担任CEO兼首席投资官，她对旗下两只共同基金的股东心怀强烈的责任感，但她自己对攒钱兴趣不大。她说：“我的钱已经足够多了。”受“学习热情”的驱使，她喜欢智力冒险。
在一个大佬多为男性（很多人都曾在同一所精英商学院里学习）的行业里，格里茨显得很另类。她是一名真正的原创者，她把自己的“非线性”投资法比作自由诗中的无韵律诗。从一开始，她就不像能进入基金管理行业的人。她的许多亲戚都是农民和工人，她的父亲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院担任文学教授，还把家搬到了格里茨所称的“堪萨斯州西部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状况与非虚构小说《冷血》（In Cold Blood）里第一段描述的一模一样”。这部小说的作者是杜鲁门·卡波第（Truman Capote），讲述的是一家四口遭灭门的惨案。如果你不记得第一段是怎么写的，可以读一读下面的文字：“霍尔科姆村坐落于堪萨斯州西部地势较高、种植小麦的平原上，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被其他堪萨斯人称为‘那边’。”格里茨身材娇小，态度温和谦逊，看上去不像一位“勇士”，但从“那边”走出来的她取得了辉煌的地位和成就。强大的内驱力和决心对她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格里茨在堪萨斯大学学习政治学和历史，但她每天喜欢读《华尔街日报》。到19岁时，她攒下了一笔钱，开启了人生里的第一次投资，买入了马丁·惠特曼（Marty Whitman）管理的基金所投资的股票。她幻想着将来从事专业投资，但她认为，除非自己掌握了独特的技能，否则她将永远无法在这一行业立足。于是她攻读了东亚语言和文化硕士学位，并在日本生活了一年，这使她能够熟练地用日语进行交流。后来她在美国世纪投资公司（American Century Investments）找到了一份双语客户代表的工作。几年后，她从1.2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了该公司基金管理团队的分析师。之后她在沃萨奇咨询公司（Wasatch Advisors）工作了10年，担任面向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的基金经理，正是在这家公司，她声名大噪。2016年，她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聘请了3名分析师与她一起在一间“非常嘈杂”的办公室里工作。
2017年我们第一次交谈时，她的基金刚设立两周，但当时她已经完成了对俄罗斯、土耳其、日本和韩国的实地考察。她每年筛选两次股票，经她分析过的股票多达6.9万只，这有助于她识别不受欢迎的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价廉物美的大公司。她说：“我喜欢去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如果你想与众不同，想成为卓越的人，你就决不能随波逐流。”最让她感到兴奋的是土耳其的市场，她刚刚在那里会见了大约30家公司的管理层，但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鲜有投资者对该市场感兴趣。
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导致土耳其旅游业崩溃，货币暴跌，通货膨胀率和债务率飙升，外国投资者纷纷逃离。
但格里茨之前曾多次去过土耳其，她的分析视角与其他投资者的不同。几年前，当人们普遍看好该国的经济前景时，她参加了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一次投资大会。当时，在举办活动的酒店住一晚需1200美元，但她拒绝住在那里。“那一次，我住进了一家旅馆，每晚花70美元。”格里茨说：“我认为，现在人们太过悲观了。”现实似乎远没有外国新闻报道的那么可怕。她说：“在现场，我不觉得有任何理由让你感到害怕，它是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对格里茨来说，现实与认知之间的差距为她长期投资土耳其3家最优秀的企业提供了大好的机会。这3家公司分别是土耳其市场上最大的食品连锁店、领先的防务公司和占主导地位的糖果制造商。它们都具有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可靠的现金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和强劲的资产负债表（最关键的因素）。此外，它们的股价非常便宜，投资它们不太可能使她遭受永久性的资本损失。考虑到在发展中市场投资的风险，这种重视降低风险的做法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格里茨名下的大多数公司都保持了充足的现金，这样能确保它们安然度过资本供应枯竭、业务萎缩的艰难时期。“我确实是在幸存者身上投资，”她说，“我投资于卓越的公司，但我喜欢在遭受了重创的国家进行投资。”
与地域观念较强的投资者相比，格里茨愿意广泛旅行，这使她积累了优势。她说：“你去过的地方越多，你就越能看出规律。”包括随着信贷扩张或收缩、乐观情绪的上升或下降以及不同国家反复出现的繁荣和萧条周期，识别这一规律有助于“避免在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出现大规模的崩溃”。例如，在外国资本大量涌入、政府超支、价格疯涨的繁荣时期，她清空了巴西的股票。物价过度上涨看起来是不祥的征兆。“在很多旅馆住一晚要花1000美元，”她回忆说，“我记得在机场花了35美元买了一块比萨。”
当外国人坚信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好的投资目的地”并因此蜂拥而至时，她也看到了类似的警示信号，她谨慎地说：“我以前看到过类似的情形，我在中国看到过，当时股票的估值很高，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市场。我在巴西也见到过。”
每次旅行前，为了增强对目的地的了解，格里茨都会制订学习计划。她说：“去每个国家前，我至少会读有关这个国家的3本书。通常情况下，一本是写该国或地区的经济或政治状况的；一本是文学作品；一本是写该国或地区流行文化中不太重要的方面的，如神秘小说或犯罪小说。”她说：“如果要去乌干达考察，我可能会带一个装满衣服的小箱子和一个装着20本书的大背包。”她说：“开个玩笑！”她还带着Kindle，“但它在几个国家没法使用。没有书我无法生活。”
格里茨和融哲的团队成员每隔几周碰一次面，讨论近期读过的书：“我们最近读的书是《邓普顿教你逆向投资》（Investing the Templeton Way），我读过这本书很多遍了。我们也读《坚毅》（Grit）或《创意大脑》（The Creative Brain）这样的书。”在过去的13年里，她每年还选择一个主题（有时是两个）进行深入的研究。她满怀期待地选择了这些主题，包括非洲、中东、物理、石油和“俄罗斯的文学和历史”。2019年，我们边吃寿司午餐边聊天，我问她最近在研究什么主题。她回答说：“啊，一个奇怪的主题！我正在读所有关于探险家的书，从维京人开始。”
格里茨一周读两三本书，很少看报纸，也不理会彭博终端上的短资讯。她说：“我宁愿读《机器人的崛起》（Rise of the Robots），想象1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也不愿意思考10分钟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投资态度，因为她相信，深入阅读和广泛旅行会让她在分析问题时有更广阔的视角，这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坐在办公室里日复一日地研读财务报告是有局限性的。”她说，“我认为我们的工作不是线性的。”
格里茨甚至试图将自由的心态制度化，她将周五设为“我们的创意日”，她的同事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度过这一天。她经常会坐在盐湖城的一条小溪边安静地读书或写日记，总结旅行中的所思所想。她发现住在犹他州很明智，她说：“这里远离喧嚣，能让你安静地思考。”在病毒流行期间，一场地震和几项建筑工程使她的公寓不再适合她“深入思考”了，于是她在爱达荷州一个偏远地区的小溪边租了间“安静的房子”，带着45本书过起了心满意足的隔离生活。
但格里茨还会去更远的地方沉思，她曾去澳大利亚海岸附近一个仅有8间房屋的岛上度假，“你带着杂货乘船，他们把你送到岛上。有时你能用手机联络外界，有时不能。那里不通网，只有音乐、美丽的水景和书与你为伴。”
有时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的文化，深入研究当地人的生活、消费方式，格里茨会在国外居住数周。她会在拟了解的市场中心附近租一间便宜的度假屋居住，并把这里作为区域基地。她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乘经济舱旅行时，“来回穿梭变得越来越困难”。多年来，她已在坦桑尼亚、肯尼亚、英国、法国、荷兰、迪拜、阿布扎比、泰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多个国家/地区开展了业务。
几年前日本房地产价格低迷，她抓住机会在日本京都市中心买下了一套公寓，把它作为出访亚洲各地公司的基地。公寓里的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套沙发、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这里曾是一家专卖河豚鱼的餐馆，这种鱼异常美味，但需要用巧妙的方法把其体内的有毒部分除去才可食用。院子里有一块大石头，尽管占地很大，但不能移走它，因为当地人认为，把它放在那里是为了纪念“蛇神”。格里茨每年至少会在京都待一个月，当我问她是把美国还是日本当成自己的家时，她回答说：“老实说，是日本。”
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生活在归属感和包容感强的地方，但她的自然状态是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作为一名投资者，她说：“关键是要能做好观察，在日本能做一名真正的观察者，因为你永远无法融入社会，永远不会被社会完全接受。”
要想在日本这样与众不同的国家里成功地投资，她就必须抛开成见，观察当地特殊的文化。例如，美国公司通常把股东利益放在首位，但日本的企业有所不同。融哲海外基金三分之一的资产在日本，格里茨表示，日本企业的首要服务对象是客户，接下来依次是员工、商业伙伴和整个社会，“我认为股东排在最后”。
西方的激进投资者常常劝说日本的CEO通过高效地配置现金或承担更多的债务来提高短期利润，但都无济于事。格里茨说，日本人更重视的是建筑公司，尽管面临地震、海啸、战争和流行病等因素的威胁，但有的建筑公司能持续经营好几个世纪。她说：“这里不流行即时满足的文化。”鉴于她偏爱可持续地积累财富，日本企业的保守主义理念很适合她。
格里茨的环球旅行满足了她无限的好奇心，但这样做是有代价的。“你会停不下来，”她说，“如果我停下来很长时间，我就会失去优势……因为你的投资者不会停下来，这事关他们的未来。”即使是“大多数普通人”喜欢的简单消遣，“比如去滑雪场或和朋友出去玩对我来说也难以做到，”她说，“因为我想研究股票和国家。”
家庭呢？“我没有孩子，我真的很幸运，我有一个我爱的丈夫，他理解我的工作，知道和我在一起需要付出什么，他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她的丈夫名叫罗布，是她读高中时认识的，现在在一家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从事国际销售工作。罗布的工作比较灵活，因而能与格里茨一起出行考察，但有时候因工作需要，他们会分开很长时间。罗布大部分时间住在京都的家里，而格里茨大部分时间住在犹他州的家里。
格里茨从一开始就知道，投资业面临的压力极大，需要精力高度集中，因此，她推迟了养育孩子的计划。她说：“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女性刚进入职场时面临的挑战很大，要跟上业内男性的节奏，早早生养孩子不是最佳选择。”格里茨在美国世纪投资管理公司工作时，该公司几乎没有任何女性榜样。她记得，办公室里有一位女士因为要养育孩子，无法在早上8点之前和下午5点之后工作，“公司告诉她，她永远不会升职加薪了，因为她的工作时长与公司期望的相差太远……不一定有人明确告知你一些信息，你只要模仿那些成功的人就可以了，而那些成功的人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一直待在办公室里，周六和周日亦是如此。”
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格里茨觉得自己为生孩子做好了准备，但她的丈夫却犹豫了。“然后时间就从我们身边溜走了。”她后悔过吗？“有时会后悔，”另一方面，她说，“我爱我所做的一切，我不觉得我牺牲了什么。”
做减法的艺术
本章提及的所有投资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他们几乎只关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和对自己最重要的事务。他们的成功源于对这一原则的坚守：专注于一个相对狭窄的领域，忽略无数干扰他们追求卓越的因素。
我的老朋友贾森·茨威格（Jason Zweig）是《华尔街日报》个人理财专栏的作家，也是《聪明的投资者》修订版的编辑，他曾经给我写信说：“想想芒格、米勒和巴菲特这些人吧，他们不愿意花一分钟或一点精力去做或思考任何不能让他们进步的事情……他们做真实的自己，对于不擅长的事务，他们从不自欺欺人。实事求是、做真实的自己是他们成功的一大秘诀。做到这一点很难、很苦，但很重要。”
我认为，这样的态度适用于我们想掌握的任何难以捉摸的技能，无论是挑选股票、治疗病人，还是掌握一门语言。我心目中的一位英雄是已故的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他是著名的神经学家和杰出的作家，他家里挂着一块黄色的大牌子，上面写着“不！”。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是为了“提醒自己对他人的邀请说不，以便为写作留出时间”。
早在几千年前，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就曾说过，通往智慧的道路包括“减去”一切不必要的活动，他写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译文：求知要不断地增加，求道却要不断地减少）。”
做减法的艺术无比重要，特别是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的思考很容易变得碎片化。倘若不加甄别，乱七八糟的政治新闻、社交媒体通知、机器人通话和其他破坏性噪音就会进入你的大脑。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在《没有思想的世界》（World Without Mind: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Big Tech）一书中警告说：“我们正被各种噪音所诱惑，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在我看来，无法沉思会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
这也对投资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格里茨经常坐在京都山腰的瀑布旁阅读、写作和沉思。已故的比尔·鲁安执掌红杉基金时获得了惊人的回报，他曾经在他所称的“藏身之地”——纽约市的一间酒店套房与我交谈过，他在那里独自工作，与附近办公室的同事没有联系。盖伊·斯皮尔患有注意力缺陷型多动症，他把家从曼哈顿搬到了苏黎世一个安静社区的出租屋里，在那里，他那美好但容易走神的大脑更容易“平静下来”。从斯皮尔的家乘电车去办公室用时很短，办公室里设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没有安装电话或电脑。周围的环境设计非常利于他沉思。
马修·麦克伦南是掌管着1000多亿美元的投资团队的负责人，他每天要参加无数的会议，接打无数的电话。“你可以很忙碌，”他说，“但你必须抛开无意义的事务……我认为，为持续的思考留出一段时间非常重要。”他早上不会客，周五“几乎不安排日程”，每周都会“非常有规律地”离开办公室。他还经常借锻炼身体理清思路。周末他经常去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散步。麦克伦南解释说：“把自己从疯狂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是非常有益的。”
其他人的注意力越是分散，你因排除了精神混乱、技术干扰和过度刺激而得到的优势就越大。但每个人的具体做法都不一样。鲁安在曼哈顿市中心找到了一处安静的居所，而在过去30年里大幅跑赢了市场的查克·阿克雷发现，在弗吉尼亚州的农村更容易冷静思考，他的公司阿克雷资本管理位于只有一个交通指示灯的小镇上。阿克雷住在一所能眺望蓝岭的房子里。“我们看到了鹿、熊、狐狸、郊狼和野生火鸡。”他说，“这是个美丽的地方，能净化人的灵魂。”住在那里的一个好处是，他远离了所有的“愚蠢和无稽之谈”，这样他就不会“为市场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感到紧张了……我们只是隔绝了噪音”。
他严格遵循了“不管闲事”的原则，只专心打理几家优质企业的股票，这些企业能获得诱人的投资回报，并有能力继续以较高的回报率对自由现金流进行再投资。他持有了马克尔公司的股票27年，赚了100多倍的钱。他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已经42年了。自2002年以来，他持股最多的公司是美国电塔公司（American Tower Corporation），其股价已从79美分涨到了260美元左右。阿克雷在宁静的地方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不受其他投资者“绝妙想法”的干扰，“只做对我们有益的事情”。从本质上说，他这是发现了一个鱼塘，他想余生都在那里捕鱼，或者，正如阿克雷所说的，“我们不能和所有女士跳舞”。
了解了这些投资者的经历后，我们能从中得出一些有助于我们变得更加富有和幸福的启示。首先，要想获得成功和满足，我们先要确定我们最在乎什么，要实事求是地确认我们最擅长什么；其次，我们要培养能促使我们在真正重要的领域持续提升的日常习惯，并减少那些可能让我们分心的不良习惯。可以列出一份好习惯清单，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它们。列出一份不该做的事项的清单也很有意义，它可以提醒我们不做可能分散我们注意力或对我们不利的事项。正如盖纳所说，关键不是事事追求完美，而是要致力于养成可持续的、方向正确的习惯。
对冲基金经理迈克尔·扎帕塔（Michael Zapata）曾是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SEAL Team Six）精英反恐部门的指挥官，曾认真思考过专注的必要性，他说：“你必须清楚生活中重要事项的排序，对我而言，重要的事项依次是上帝、家庭、基金。”
这一清晰的认识有助于他按重要性为各个事项分配时间和精力，他说：“此次谈话也与我的理念不太一致，与我列出的重要事项没多大关联，但也没什么，只要确保这次谈话不会让我忽视了优先事项就行……这不会影响我的生活。”
他是不是太极端了？也许吧。但大多数人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太多的复杂性。他们看问题只触及表面，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肤浅的和无关紧要的事项上。但是，正如优秀投资者的经历所表明的，要想保持长期的卓越，我们需要学会做减法和深入实质。
1 我并不是说盖纳的饮食和锻炼方式对每个人都有效，因为遗传和新陈代谢等诸多因素会相互影响，但我相信，与巴菲特的健康养生法相比，他的方法更适合大多数。巴菲特的健康养生法包括在上班途中去麦当劳吃早餐，吃大量的红肉，喝大量的可口可乐。巴菲特曾经对莫尼什·帕伯莱的女儿开玩笑地说，他不到5岁时不吃的东西，他连碰都不会碰。
2 新闻快讯：当2020年我们再次交谈时，盖纳告诉我：“今天早上我踏上体重秤时，上面显示的数字是86公斤。”他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回报，他终于恢复了30年前的体重。
3 盖纳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最大，他风趣幽默，坚韧不拔。他在大萧条时期长大，大萧条使家族的玻璃制造企业破产，导致他们家陷入了贫困。年轻时，他晚上会偷偷溜出家门，去一家酒吧里吹单簧管挣钱。他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膝盖曾中过枪。后来，他获得了会计从业资格，买了一家酒类商店，还从事小规模的房地产交易。“我父亲是我见过的最富有的人。”盖纳说，“这并不是说他比杰夫·贝索斯或沃伦·巴菲特更有钱，而是因为他很知足。这是一种很好的心理状态。”
4 卢·马林诺夫（Lou Marinoff）在《中庸之道：在极端的世界中寻找幸福》（The Middle Way: Finding Happiness in a World of Extrements）这本富有启发性的书中探讨了亚里士多德、佛陀和孔子之间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佛陀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劝诫他的弟子们追求“中庸之道”，避免两个对立和“无益”的极端：“沉溺于感官享乐”和“沉溺于自我禁欲”。至于孔子，他教导说“圣人”遵循“中庸之道”，这样才能实现心理平衡和和谐的社会秩序。
5 我最喜欢的与丹诺夫有关的事迹来自比尔·米勒。米勒回忆说，30年前他去凤凰城（Phoenix）出席一场投资大会，其间有人把他介绍给了丹诺夫：“我伸出手说，‘很高兴见到你，威尔’。他没有伸出手，只是看着我说，‘我要战胜你，伙计，我真的要战胜你。’”
6 朗齐斯年轻时曾在比尔·鲁安的公司里担任分析师，他传承了后者的一些做法，比如专注于一些估值极具吸引力的优质企业。2020年，朗齐斯告诉我，他利用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股市崩盘机会，增持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使其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提高至25%。
